去年年初,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表示,如果日本不在11月前停止在南极海域的捕鲸行为,澳大利亚将启动法律程序,将案件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刚到6月,海牙国际法庭就传来消息:澳大利亚政府已就捕鲸活动起诉日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年中,在调查日本南大洋“科研捕鲸”项目过程中被捕的反捕鲸人士铃木彻和佐藤润一两人等来了他们的判决:盗窃罪和非法入侵罪罪名成立。两人因此被判处一年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铃木彻和佐藤润一在调查过程中,截取了从捕鲸加工船发出的一盒鲸肉作为证据,本意在证明鲸肉被违法用于私人目的。然而,这些鲸肉反而成为了日本警方对他们实施逮捕的证据,二人也最终因此获刑。
国内国外,日本捕鲸引发官司连连。捕鲸问题怎会引发如此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因何坚持捕鲸?日本民众对此又怎么看?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到了案件当事人、反捕鲸人士佐藤润一。
捕鲸一心为科研?
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禁止了商业捕鲸,但允许捕鲸用于科学研究。
多年来,日本一直称捕鲸的目的是用于科研。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曾表示,日本在公海进行科研捕鲸是基于《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的合法行为,目的是从保护鲸鱼的观点出发调查鲸鱼的数量。而反捕鲸人士认为,日本利用了《公约》的漏洞,每年在南极海域鲸类保护区以科研名义猎捕鲸鱼。佐藤润一说:“政府打着科研的旗号捕杀鲸鱼,但真实目的却是为了鲸鱼肉。”那么,究竟捕到的鲸鱼有多少用于科研?佐藤润一表示,用于科研的鲸鱼在总捕获量中占的比例非常小。其他大部分都用来获取附属产品。
反对捕鲸=割裂文化?
除了科研目的,传承传统文化也是日本支持捕鲸的一个重要理由。捕鲸究竟是不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佐藤润一认为,把今天日本的捕鲸活动归入“传统文化”的范畴并不准确。
“从规模上看,日本历史上的捕鲸仅仅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捕猎范围多限于南部沿海地区,捕猎的数量也极少。而今天,日本的捕鲸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捕鲸文化,成为一种大规模、工业化的捕杀。目前,捕鲸活动不仅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甚至还蔓延到了公海领域,威胁到了鲸鱼最后的避难所。”
佐藤润一补充到,“从时间上看,日本大规模捕鲸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距今不过几十年,也远远算不上‘传统’。”
据了解,古代日本的生产力不发达,因此捕鲸的数量极为有限,捕鲸乃至吃鲸肉的传统仅限于沿海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食物严重匮乏,鲸肉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日本民众离不开鲸肉?
“我们父母一辈人常常可以吃到鲸肉,但到我们这一辈人就已经很少吃了。”佐藤润一认为,在日本,新的一代年轻人更不太在乎能不能吃到鲸肉。2008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95%的日本人几乎或完全不吃鲸肉。此外,调查还显示,约有70%的日本人并不支持公海捕鲸。
“虽然日本大部分民众并不支持公海捕鲸行为,但他们对反捕鲸的人也并无好感。”谈到这种尴尬的处境,佐藤润一有几分无奈。
第8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海豚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海豚湾》描写了日本和歌山县太地镇捕杀海豚的风俗。影片以保护海豚为主题,观者无不为之动容。然而,这部影片也同时引起了片中记录的日本太地镇的激愤。许多当地人认为,太地镇的捕鲸是遵守渔业法规定、获得许可的行为。影片却以一方的价值对事实进行评判。有些人甚至怀疑“奥斯卡奖是不是被反捕鲸运动的人给利用了。”
此外,日本捕鲸船近年来也多次和国际环保组织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反捕鲸人士一直要求日本停止捕鲸行为并就此向政府施压。反捕鲸人士甚至在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停止捕鲸行为。
但是,在捕鲸这件事上,很多日本人并不在乎吃不吃鲸肉,而是十分厌恶西方社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
佐藤润一告诉记者:“如果反捕鲸的人以一个西方人的面目出现,告诉日本人,他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样的情形很容易让日本大众反感,并引发反弹。不少人会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甚至觉得国家骄傲受损,从而产生一种保护情绪。”
佐藤润一告诉记者:“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朋友们才更要反对捕鲸。身为日本人,我们要以行动让自己的同胞明白,停止商业捕鲸并不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意志,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
鲸肉可能在市场上消失吗?
“我认为鲸鱼肉在市场上消失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尽管刚刚因反捕鲸活动获刑,佐藤润一还是表现出了非常乐观的态度,“在我们的劝说下,许多超市、零售商已经宣布将鲸鱼肉下架。例如,日本有名的零售企业‘伊藤洋华堂’就承诺不再出售鲸鱼肉。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零售商、饭店明白,应当向鲸鱼肉说‘不’。” “要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必须告诉公众更多、更真实、更正确的信息。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的民众,都要进行良好的沟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民众是如何看待捕鲸的,真正吃鲸鱼肉的究竟有多少人。根据2008年的一项调查,这一比例只占4%~5%。”
“我们现在起到的作用,相当于鲸肉市场缩水的加速器。”佐藤润一表示,“外在压力虽大,但停止商业捕鲸终需内在转变。要想真正终结商业捕鲸活动,需要日本人自发自愿的行动,而不是让他们感觉是在国际社会围剿声中被迫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