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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赴外劳务网站的招募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暗示着日本劳务市场的繁荣。
赴日“研修”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一些曾经赴日的“研修生”，实地探访了雇佣中国“研修生”的日本农户，并且访问了相关学者、专家及业内人士，希望能揭开赴日“研修”的神秘面纱。
15万~40万的诱惑
如果现在有一份工作，上岗只需具备高中或中专学历，年薪却比现在从事的工作更高，且工作在日本，你会动心吗？
这样的机会似乎俯拾皆是。
《环球》杂志记者通过QQ联系上了济南一家劳务公司，网页信息显示该公司“专业办理赴日留学、赴日‘研修’业务”。记者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要去日本“研修”有两个关键：一是要有最初级的日语基础，二是手头起码要有3万块钱（人民币，下同）。
对方如此介绍，“去日本必须是（国内）日语4级才可以，或者是有学习日语150个小时的证明；费用约需3万1千元（含签证）。先交1万2千元的签证费，如果办不下来会原数退还。剩下的等暂留资格证下来，您可以顺利出国劳务时再交。”工资“每小时约56元，一天8小时，一周6天。加班费比平时工资高50%。”
这些情况，在赴日归来的几位“研修生”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基本得到确认。
宫海云是山东青岛人，中专学历，2007年办理赴日手续时，向中介公司交了2万3千元，外加2万元押金（回国时退还）。没有日语基础的宫海云还花了3500元接受了日语基本会话的培训。在日本“研修”期间，宫海云从事蘑菇装箱的工作，2010年11月回国。她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三年总计收入20多万元。目前，宫海云自己经营着一间十多平米的休闲男装店。
通过宫海云的介绍，亲戚周信辉于2008年加入赴日“研修”大军，在日本做印刷工。仅仅晚了一年，周信辉多花了不少钱，他交给中介公司的费用将近4万元，另外还有4万元押金（回国一个月后得以退还）。2011年5月底回国时，他也赚了20多万元。赴日前，周信辉在纺织厂工作，回来后在青岛一家服装公司打工。
山东泰安人刘传福，2002到2005年在日本“研修”，他从事的是机械加工。由于比较能吃苦能加班，三年下来刘传福赚了50多万元。现在刘传福自己开了一个小型中介公司，目前还不具备单独派遣劳务人员的资格，于是依托一些规模较大的、信誉较好的中介公司，替他们招聘想去海外劳务的人。
刘传福赴日前在泰安一家台资企业工作，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元左右。刘传福家里条件比较差，抱着“能多赚点钱，也能见见世面”的想法，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日本。宫海云、周信辉赴日“研修”基本上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环球》杂志记者从山东省威海市商务局了解到，“研修生”在日本3年，平均合同纯收入为15万～40万元。农业种植等行业收入相对较少，机械电子等需要学历和专业技能的行业收入相对较高。
做印刷工的周信辉在日期间的具体收支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年月薪约5000元，第二年通过技能考试，转为“技能实习生”后，基本工资提高到月薪约9500元，加上加班费一个月差不多能有1万2千元左右。吃饭自己做，每月花费不到1500元。房租每人每月1000多元。再除去缴纳健康保险（报销70%），厚生年金保险（类似中国的养老保险，共交了两年，回国时有专门机构办理退还）等各种支出后，每月能剩1万元左右。
比较周信辉、刘传福、宫海云三人在日“研修”期间的住宿条件，周信辉算是最好的。他与另外一人合租的房子有五六十平米，一人一个卧室，客厅用来做饭、洗澡等，水电费不超过一定限制则免费。
三人中住宿条件最差的是宫海云，“一开始人少，五个人一个房间，最后人多的时候就换成大的房间了，十个人一个宿舍。”
他们都是自己做饭吃。“周日休息时去买好一个星期的菜，自己做饭。日本的菜比较贵，但经常有打折的蔬菜，常吃的包括白菜、土豆、豆芽等。自己做饭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也省钱。”刘传福说。刘的周日安排除了买菜，还“经常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海边溜溜，约朋友聚聚，吃饭喝酒聊天等”。
在日本主要农产品基地茨城县鉾田市，《环球》杂志记者探访了两家农户，他们分别雇用了5名中国“研修生”，从事的工作是农业种植。由于鉾田市地处偏僻，中国“研修生”除了劳作外很少有娱乐活动，只有晚上看看电视，但也都是日语节目。
当然，也有像宫海云这样的“研修生”利用闲暇时间学日语。2010年7月，她在日本参加考试，只差三分没能通过日语能力考试二级（一级为最高级）。
刘传福说，“同去的有人达到了日语一级的水平，回来之后很多人都在日企或从事跟日本有关的工作。”
日本农户高根泽家的中国“研修生”万珍珍则希望，回国后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然后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做个小生意。
“就是打打杂，当当下手”
按照招募时通常的分类，来自山东的宫、周、刘在日“研修”对应的工种分别是“蘑菇女”、“印刷男”和“机械男”。
对于“蘑菇女”的称谓，宫海云解释说，“其实不是种蘑菇，是日本农户将收获的蘑菇包装后，我们把蘑菇装到箱子里面去。”当然，从事纯粹装箱工作的“也有日本人”。能由机器代劳的，比如“封箱”，就由机器替代了。她觉得，“这个工作三年下来都不是很累。”
周信辉在名古屋的一家印刷企业工作，印刷类似于传单、小杂志、小书、儿童报之类的东西。在他看来，“中国人去了不可能安排很好的工作，就是打打杂，当当下手。”
刘传福说，赴日后并没有什么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一些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如电焊、缝纫，日方都是要求工人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我原来在国内的厂里做机械加工，去日本之后就从事性质相近的汽车配件加工。”
在山东省，威海市派出的赴日“研修”人数占全国总数的1/4，算是赴日“研修”第一大市了。据该市商务局介绍，赴日“研修”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涵盖了农业、水产、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行业等。
然而，旅居日本、因披露“在日‘研修生’非人待遇”而知名的作家莫邦富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尤其是“3K”行业——繁重（kitsui）、肮脏（kitanai）、危险（kiken）的工作——如农业、畜牧业、食品加工、海鲜加工、电子、运输、纤维制造、机械制造等，通常被日本本国劳动者不屑一顾，而中国赴日“研修生”则填补了这个缺口，成为这些行业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他们也逐渐沦为“低薪劳动力”的代名词。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赴日“研修”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来自威海市商务局的统计显示，赴日“研修生”中以初中、高中毕业生居多。
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的赴日“研修”人员中，宫倩倩算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位，毕业于青岛某旅游学校商务日语专业，大专学历，曾于2008到2009年赴日在温泉酒店“研修”一年。与社会上自主报名赴日“研修”有所区别的是，宫倩倩是通过学校选拔参与的“研修”。
宫倩倩在校期间学的是商务日语，而赴日“研修”期间所从事的是在温泉酒店整理客房、摆料理、做向导、点菜、撤洗餐具等工作。对于工作强度，这位1989年生的女生表示，“说实话，有点累”。
加班的期望与纠结
如刘传福所言，许多人赴日“研修”就是抱着“能多赚点钱”的想法。他向《环球》杂志透露了3年赚到50万元的“秘密”：每天固定工作8小时之外，选择加班多赚钱，加班费每小时50多元，“我一般每天工作15个小时。”
其实，在2010年7月日本修改相关法规之前，在日“研修”3年中的第一年是不允许加班的。宫海云说，“在国内签的合同就写明了第一年（约合人民币）4500元一个月，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周休息两天，不许加班。第二年转为技能实习生后才可以加班。”
宫海云加班并不多，每天最多一个半小时。加班费根据地方富裕程度有别，她所在的地方算较高的，一小时约70元。“不加班的时候也会去找领导，让他们给我们加班。”宫海云说。
周信辉的表述更直白，“其实心里都想着加班，因为加班有加班费，但人家不给你安排你也没办法。”
一些赴日“研修生”将“拼命加班”视为赚钱的秘诀。这让人联想到那些“研修生过劳死”的新闻。
2005年赴日“研修”的江苏人蒋晓东在一家金属零件电镀厂工作，2008年6月在宿舍睡觉时突发心脏病死亡。蒋的考勤卡显示，他病发前三个月内每月加班时长100小时左右，2007年每月平均加班150小时，甚至一度高达180小时。
2010年日本相关机构认定蒋晓东因长时间工作导致过劳死，这成为日本首次认定的“研修生”过劳死案例。
日本外国“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指出，“蒋晓东的过劳死只是冰山一角”。
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在日“研修生”死亡35人，其中16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2009年死亡27人，9人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另有日方相关统计显示，尽管在日“研修生”多为青壮年，并且在出国前通过了体检，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却相当于日本同龄人的两倍。
除了付出健康的代价，赴日“研修生”的加班也存在其他令人纠结的问题。
山东人李青智2007年底赴日“研修”，希望能学学如何做日本料理，不料被分到一家家具工厂，工作主要是打扫卫生、焚烧垃圾。根据公司记录，第一年李青智总计加班1180多个小时，加班费约30元/小时，总计3万多元。然而，这笔加班费却被一拖再拖，在他和工友的多方投诉之下，直到2009年7月老板才支付了一半，另一半要等他们回国时才支付。
宫倩倩在温泉酒店的加班费标准与李青智相似，大约为30元/小时，这个标准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标准一半左右。而与宫倩倩一起工作的日本学生，加班费则约为70多元/小时。宫倩倩很不平，“（日本学生的）工作也比我们少，他们一天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
工资被“代为保管”？
在《环球》杂志采访的几位“研修生”中，宫海云和刘传福表示没有遭遇过克扣工资事件，但周信辉的情况有所不同。
“公司压我们的工资，每月扣约2700元，三年一直如此。比如第一年月薪5000元，发到手里只有2300，其余的据称给打到我们银行卡里。如果要往家汇钱的话，得跟公司协商，他们会把钱取出来给你寄回家。要有急事用钱，也得申请，几天后才发下来。”
“说好听点是人家帮你管着钱，说不好听点就是压工资。”周无奈地表示，“刚去时我们也向‘组合’（日方中介）反映，但不管用，你改变不了。”
与劳务人员相比，以学生身份赴日“研修”的宫倩倩在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她告诉《环球》杂志，“每个月发约1000元生活费，其余约2000元由会社代为保管，要等到回国那天才发”。
中国驻日使馆商务处工作人员李璋发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这实际上是变相占用这笔钱作为自己的流动资金”。
对于日方克扣工资，莫邦富如此分析，大型的日企一般管理比较正规、福利待遇也比较高，加上出于名声考虑，都极少雇佣“研修生”。而“研修生”所在的农业、渔业等低端产业，多为大企业下端供应链上的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他们为大企业提供原材料，被上游企业压榨。同时，这些小企业、小作坊管理相当不规范，很难给予“研修生”与日本普通劳动者同等的劳动保障和待遇，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工资会被无故克扣，甚至需要超时加班才能领到薪水。
中国劳动法研究会理事彭光华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其实中方的派遣企业也存在克扣“研修生”工资的情况，日方企业将钱支付给中国管理方，却被扣除了高额管理费用。日本有一些社团帮助“研修生”跟违法的日本企业打官司，赢了以后得到的钱，比如一百万，中国管理方有可能扣去很大的比例。
据李璋发介绍，现在“研修生”反映扣护照、扣薪水等问题比以前少多了；同时，“研修生”在法律和维权意识上也比过去强多了。
2008年12月，国际组织人权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日本对剥削“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雇主“予以惩罚和制裁”，并建议日本考虑修改“研修生”制度。
劳务链条上的四个角色
在中国国内，赴日“研修生”的招募流程一般是，派遣机构与县劳动局等当地政府部门合作，通过电视等媒体广告招人，招到人后由派遣公司向日方接收单位通报，后者再派人前往中国面试，面试过关后，赴日“研修生”需要在国内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包括日语、日本生活习惯、相关“研修”制度等。根据2010年7月新出台的“研修”制度，“研修生”出国前就要与接收单位签订用人合同。
